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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区人口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比例下降、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流出较多等问题凸显，同时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叠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为避免类东北现象产生，我区要进行更深刻、更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人才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加快培养和引进人才，为自治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人口区域布局
一、近年来我区人口变化基本情况
（一）人口持续增长，二孩政策效应显现
截至2017年底，我区常住人口2528.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2%，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23位；比2010年增加56.4万人，年均增加8.06万人，年均增长3.2‰，低于全国年均增长5.2‰的水平。一是盟市人口增减各不相同。2011—2017年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市等7个盟市人口增加，分别增加24.1万、22.16万、11.92万、3.11万、2.36万、1.61万和1.49万人。呼包鄂城市群人口增幅均低于2001—2010年期间，特别是鄂尔多斯市，10年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45万人，近7年来年均仅增加1.7万人。赤峰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兴安盟等5盟市常住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通辽市常住人口由10年间增加5.57万人，转变为近7年减少5.57万人。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人口减幅比2000—2010年大幅度降低。东部五盟市人口占比继续下降，2017年49.47%，比2010年下降了1.82个百分点。二是二孩政策效应显现。2005年以来，全区年均出生人口22.6万人，年均出生率约9.1‰，比全国平均低3.1‰；死亡人口13.8万人，年均死亡率约5.5‰，比全国低1.6‰以上；自然增长率年均3.5‰，比全国低1.7‰左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4年我区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出生人口23.3万人，人口出生率9.3‰，比上年提高0.3个千分点。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我区出生人口明显增加。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分别为22.72万人和23.9万人，出生率达到9‰和9.47‰，二孩率为40.9%和47.76%，比全国分别高0.7个百分点和低3.44个百分点，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0.75万人和1.93万人。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由2010年的18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51.1万人；比重由2010年的7.56%提高到2017年的9.9%，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据统计，1956-1966年流入我区人口集中，受代际传递影响，我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虽然2016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2010年降低1.1个百分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达77.2%，比全国平均高4.7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增加9.8万人，没有出现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情况。我区0-14岁人口由2010年的348万人降低到2016年的335.4万人，比重由14.08%降低到13.31%，比全国平均低3.39个百分点，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人口总抚养比从2005年的33.2%降低到2016年的28.6%，比全国平均低9.31个百分点。
（三）人口城镇化率较高
2010年人口城镇化率55.5%，比全国平均高5.82个百分点，在全国居8位，西部地区第1位；2017年提高到62%，比全国平均高3.48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0位，西部地区第2位。
（四）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2015年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到15.3%，比全国平均高2.8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受高中（含中专）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达到16.2%，比全国平均高0.81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受小学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22.9%，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比2010年占比降低2.5个百分点。
二、人口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低水平增长，知识技能型人口存在流失现象
2010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居全国倒数第9位、11位。2015年、2016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居全国倒数第6位。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9.47‰、3.7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6个千分点、1.69个千分点，居全国倒数第7位和第8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出生率短期出现回升，但出生率降低具有一定的趨势性；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因素影响，长期来看，生育水平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我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整体上人口净流入、净流出趋势并不明显。连续6年人口净流入后，2012—2014年连续三年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2017年又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成为当年全国6个人口净流出地区之一。但我区流出人口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和已经成型的知识技能型人才。2016年我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减少6.3%。在区外就读的知名高校毕业生很少回生源地就业；在区内就读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通过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出区学习和就业。据初步统计，赤峰市大学生（含大专）2015—2017年上线分别为3.2万、2.8万、2.6万人，回到赤峰工作的分别为1万、1.2万、1.3万人。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少孩家庭子女从业观念变化较大，我区部分行业出现了年轻人减少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保障亟待强化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我区201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快速老龄化态势，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2000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农村牧区由于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人口流出幅度大的盟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偏高。据推算，2017年乌兰察布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5.5%。随着我国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2—1970年）出生人口进入老年，我区将进入老龄化加速期，高龄、失能老年人数将持续增加。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同时我区经济欠发达，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省区，财政困难，社会承受力较弱，各方面制度尚不配套，要满足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养老、健康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面临较大的挑战。 （三）城镇综合竞争力不强，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
我区边境地区、牧区、林区人烟稀少，产业不发达，但为了满足戍边和行政管理需要，设立了旗县市和乡镇苏木；我区矿区较多，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等农区比例较大、人口较多的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即使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平均每个旗县市人口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每个县40万人到70万人的水平，人口布局分散，多数旗县政府所在地城镇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质量不高，集聚人口能力不强。不少盟市政府所在地城市人口少，经济规模小，还不及发达省区一个县政府所在地城镇规模。呼包鄂城市群中，鄂尔多斯市是高度依托资源型的县域经济，产业、人口分布都比较分散，东胜、康巴什市区和阿镇的产业和人口规模很难起到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很难承载高水平的研究院所、大学和医疗机构；高端服务和高水平公共服务主要依托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区外相近大中城市。包头市是典型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受市场周期影响较大，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速度慢，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全国同类型企业差距越拉越大。首府呼和浩特市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较少，新经济、研发创新、教育、医疗水平仍待提高。近年来三个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均有所下降。2011年以来我区城镇化率年均增幅0.93%，低于全国年均增幅0.29个百分点。
（四）人口区域布局不合理，集中集约程度不高
一是人口、产业区域布局分散。除呼包鄂城市群外，几乎每个乡镇、旗县、盟市政府所在地城镇（市）都存在人口规模较少、产业规模较小的问题。人口聚集程度差是影响我区非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布局分散、产业布局分散，加之能占领全国市场的轻工产品极度匮乏，物流满车进空车出，不能摊薄物流成本，造成我区居民生活成本高、企业生产成本高。二是首位度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吸纳人口能力有待提高。东南沿海及西部形成了成都、重庆、西安等一批人口超千万、GDP超万亿元的大型城市，而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人口分别为311.5万人、287.8万人，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仅200多万人，GDP分别达到2743.7亿元、3867.6亿元（2016年数据）。三是还没有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体系。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仍然面临人口多、生态环境压力大的问题。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遼市、巴彦淖尔市等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的集中集约程度仍需提高。四是边境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差、人口少、收入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五）就业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农牧业劳动人口有待转移
2016年我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40.1%，比2000年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7.7%，比2000年下降了22.4个百分点。我区农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与全国基本持平，却容纳了40%的劳动就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2.3个百分点。大量劳动力滞留农牧业，从二、三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少，是我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降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2016年我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15.9%，比200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广东省均比2000年有大幅度提高，并且占比分别比我区高12.9个、15个、25个百分点。我区占国内生产总值48.7%的第二产业，只承担了15.9%的劳动就业。我区工业经济体系与发达省区经过高度工业化、又开始部分去工业化有很大的区别，我区是“外部资本嵌入型”资源类为主的产业结构，资源主要由大型央企、区外大型国企民企开发生产加工，产业链条短，地方很难参与其分工合作，分享其发展成果。资源类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自动化，用人很少，煤炭、电力、化工、电解铝等大型企业从当地招工的比例也不大。我区自身劳动密集型非资源产业发育生成程度低，产业门类少，吸纳就业能力十分有限。近年来我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并不完全代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如2016年呼和浩特市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8.6%，仅低于北京市、上海市、海口市、乌鲁木齐市，位居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第5位。我区第三产业是在制造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发展的，主要为居民生活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服务，而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农牧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不足，制约了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其就业吸纳质量。
三、人口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人口增长或稳定，经济就增长和富有活力；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活力，甚至出现增速下滑、停滞等情况。
我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年轻知识技能型人口净流出，高端人才留不住、引不进问题突出，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劳动力从农牧业向非农牧业转移速度放缓，会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农牧业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提高幅度下降。生态脆弱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人口较多会对草原、森林等生态功能恢复形成压力。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过多会影响农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和农畜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和水平，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家庭负担，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从积极的方面看，人口流出减轻了我区就业压力，人口增量减少和人口布局的改善有利于减轻生态环境压力。虽然劳动力比重出现了下降，劳动力资源总量仍比较丰富。
四、几点建议
（一）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人情社会”现象
一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工作人员要坚持公开、公正的“逢进必考”；建立科学的面试制度，制定必要的程序，由用人单位有关人员集体面试，集体决定选用。二是结合机构改革，精干部门及其内设机构。部门内设机构原则上也要一类事项由一个处室（科室）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处室（科室）负责。三是打破业务部门信息就是自身资源的做法，建立政府部门信息平台，推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共用。四是加快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严格按国有资产监管办法和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国有企业管理，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避免国有企业成为“安排人的场所”。国有企业要根据业务方向和规模，本着机构精简、节约用人、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合理确定用人规模，形成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制度，避免国有企业成为“养人的场所”。五是深化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改革，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和法人治理结构，争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二）加强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使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
一是积极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我区设立分支机构，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落实高等学院办学自主权，利用教育部与我区的合作，积极与国内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合作，强化人才引进，加快打造我区高校和学科“双一流”；提高我区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扩大区外学生招生规模，并促进其在区内就业。适应智能化时代需要，推进前期工作，争取大数据学院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开设工业及服务软件、大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的课程，加强普通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通识教育，促进智能化与新工科建设相结合。三是发挥市场在人才培养、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四是着力引进高端人才。发挥优势科研院校作用，加强高层次人才团队和科研设备建设，争取引进和培养一批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高端人才和院士人才实现零的突破。加大柔性引才力度，重点高等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大中型企业提出解决关键问题的高层次人才需求，由自治区政府开展招聘，并落实部分资金等条件，确保“留得住、用得上”。
（三）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适应人口由乡到城（镇）、由小城市（镇）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加快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吸引人口向呼包鄂集聚。大力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和能够快速集聚人口的高水平医院、大学等，增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呼和浩特市宜居宜业水平和首府城市地位，尽快形成35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东部盟市所在地城市要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引导区域人口就近集聚，有条件的加快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鼓励城镇人才、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农牧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政策，吸引农村牧区人口进城落户，保障农牧业转移和流动人口教育、医疗、培训、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務全覆盖及办事便利。构建覆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尽早全面实现农牧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报销。
（四）推进人口区域布局调整
农畜产品主产旗县要推动人口总量适度减少和人口集约布局。开展主体功能区人口承载力测算，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承载力，实行差别化人口调节政策。按照自愿迁出原则，有重点、有次序地引导承载力低的地区有序疏解人口，向人居环境适宜、资源环境和产业承载力平衡的重点市镇收缩转移。提高沿边农牧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
（五）搞好人口服务
加大对孕产妇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合理规划和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资源。确实保障女性孕期、产期应享受的政策权力，适当延长产假。做好留守家庭儿童、老人照护等工作。对失独困难家庭养老提高补贴照顾水平。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推进完善养老助老保障制度，加快城乡居民全覆盖，逐步提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标准。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参考文献：
[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Z]，河南省人民政府公报，2017-08-10
[2]关于印发河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OL].http：//news.dahe.c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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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台州市发改委课题组.台州市人口预测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PADIS-INT的分析[J].台州学院学报，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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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瑶.失能老人社区长期照护现状、问题、对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8，（12）.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
浅谈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开封养老服务业的现状与对策
一、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这个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开封市常住人口有4676159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87239人，占总人口的8.28%，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08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人口老龄化给开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存在养老需求与资源不协调、养老机构服务单一等问题。但同时，大量老龄人口也给开封市的养老服务业带了来广阔的市场。对于开封市来说，养老服务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探索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新途径。
二、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1.开封市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由2014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可知，2014年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百分比为9.4%。而开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百分比为10.2%。开封市的老龄化水平在河南省18个城市中占第七位，且高于全省水平，老龄化现状较为严重。
图2-12014年河南省各地区老年抚养系数对比图①
图2-1显示的是2014年河南省各地老年抚养系数。可以看出开封市的老年抚养系数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每单位劳动力要负担的养老压力较重。
2.开封养老服务业的现状
截止到2014年，开封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21张，要达到国务院规定的到2020年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35张至40张的要求，则需要近2万张床位②。因此，开封市的养老需求缺口极大。不同消费水平，各种服务类型的养老机构的进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截至2015年底，开封市市共有养老机构151家，其中公办75家，拥有床位7935张，入住人数5658人;社会办养老机构76家，拥有床位9106张。③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开封市的养老机构公立与民办共同发展，良性竞争，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高，并且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开封市积极进行了居家社区式养老模式的探索。养老服务业在朝着社会化、社区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
3.政府规划
开封市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法规修订出台了《开封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关于加快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等。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开封市提出了到2020年，全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机构养老床位35张以上，9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目标。开封市提倡着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重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政府规划建立健全县、镇、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引导养老模式的居家社区化发展。
而在《开封“文化+健康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开封市将养老服务业的规划与文化底蕴相联系，提出打造趣味乐居城市、尊老孝老城市等。充分依托开封市的历史文化，利用信息技术和智慧城市理念发展开封独特的“文化养老”模式。这是开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方向与规划。
三、开封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前景
1.开封发展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优势
(1)开封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
图3-1显示的是2009年-2014年开封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河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看到，在2010年以后，开封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高于河南省水平。不难看出，开封市老龄化水平较高，因此对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必然较大。
(2)开封市良好的区位优势条件
首先，开封市素有“北方水城”之称，地处平原气候适宜，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完善，适宜居住。
其次，开封是八朝古都，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吸引老龄人口的人文环境。
最后，开封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如图3-2所显示的开封及周边代表城市郑州和新乡在2010-2014年65岁以上人口数，可以看到在郑州的65岁以上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比开封老龄人口多。随着郑汴一体化的发展，开封与郑州的联系日渐加强，可以吸引大量郑州老龄人口在开封养老。
(3)政策优势
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养老服务业。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开封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些政策的颁布实施，给开封市的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开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劣势
(1)开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图3-3反映的是2013-2014年河南省各市人均GDP，可以看出在河南省的18个地级市中，开封市的人均GDP排13位，甚至低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开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开封市老龄人口在养老方面的意愿支出额会较低，从而阻碍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开封市养老服务业规模良莠不齐
截至2015年底，开封市共有养老机构151家。⑦而截止到2014年底，河南省城市养老服务机构有551家。⑧可以看出开封市的养老机构数量较多。但据实地调查，开封市的机构规模呈现出两极分化，床位在100以下的占多数，规模差距较大，且发展水平良莠不齐。
3.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亲属抚养的家庭养老模式，但是由于早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即“421”的家庭结构。这一结构使家庭养老愈加困难，老人的养老成为难题。而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养老模式给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些模式既能满足由人口老龄化催生出的巨大市场，又能使养老服务业良好发展。因此推行养老服务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因此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可以顺应这一趋势，推行社区化与社会化，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其要结合地产、医疗卫生、金融保险等多行业，实现跨行业整合。全面建立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信息为辅助，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⑨。开封市在发展这一“中国式养老”时，要注重居家、社区、机构的相互补充;同时要实施好医养结合工程;完善养老保险体系。
四、促进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养老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府的大力号召和支持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养老服务业有着很强的地区性，因此要不断探索符合开封市习惯和特色的养老服务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封养老服务业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部分养老机构基础设施较差，因此要完善基础设施。二是，专业护理人员的缺乏，因此要加强对护理人员专业知识的普及，做到持证上岗，给老年人满意的服务。三是，大多数养老机构不能给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因此，要关注老年人内心的诉求，满足他们的身心需求。伴随着新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养老方式的兴起，养老服务业要想占据一定的位置，必须改进自己经营方式中的不足，积极发展和推广居家社区式养老模式。
政府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充分意识到到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性。我们对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1.养老服务业关系着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政府要认识到发展现代养老服务产业的必要性以及在养老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2.同时政府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以便规范逐步兴起的社区居家养老等养老模式。
3.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减少开封居民的负担。政府可以通过医疗补助制度和医疗保险等方式来对养老机构的具体服务给予资金补助，扶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4.除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外，还可以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的发展，例如鼓励民办养老机构的兴建。加强对养老机构卫生环境方面的检查管理，改善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良莠不齐的局面。
5.开封应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依托开封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文化养老”，丰富老龄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形成自己在养老服务业方面的特色。
注释：
①《河南统计年鉴2014》.
②河南省人民政府官网.政务信息，2014.
③开封网.2016.
④《河南统计年鉴2009-2014》.
⑤《河南统计年鉴2010-2014》.
⑥《河南统计年鉴2013-2014》.
⑦开封网.2016.
⑧《河南统计年鉴2015》.
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摘要：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成份、经济利益、就业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群体、利益格局和分配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民群众生活在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同时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城市贫困人口。本文将对关注这一群体并对其所处困境进行分析，试图找出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城市化、对策研究
一、造成城镇人口贫困的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国家人口基数过大，以及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问题，大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收入分布的情况来看，大致呈橄榄形，即收入很高和收入很低的人群在城市人口中都是少数，大多数人的收入介入二者之间，属于中等水平。社会上中等收入的群体所占比重越大，社会的稳定程度越高。这是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逐渐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所取代，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初步形成。特别是近些年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报酬，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开，加之一些垄断行业不合理分配造成的高收入和一些人或多或少的“灰色收入”，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高收入人群。
与此同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城市中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却没有改善或改善很少，从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一些城市由于主导产业为煤炭、森工、有色金属等弱势产业，加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大，又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形成了低收入人口相对集中的贫困区。这部分人不仅是收入很低，而且生活的安全感比过去大为降低，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其中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的人对前途缺乏信心。进入九十年代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2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20%最低收入户的3.1倍，1998年扩大到3.3倍;1997年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户的4.2倍，1998年扩大到4.4倍。贫富差距的另一个侧面是地区差别，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容易导致地区歧视的产生，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相对贫困”感的增强，对社会心理造成很大冲击，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极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同时，由于中国城镇人口与单位制的结合相当紧密，个人完全依附在单位之中，因而使单位(企业)经营状况对退休人员的收入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九十年代以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开始推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养老保险方案，近年来，政府更是将“社会化管理”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来抓，但是由于一些企业确实处于很糟糕的经营状况，无力支付，同时近年来下岗人数激增，所以养老保险的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应当指出，在城市贫困人口中，大多属于相对贫困状态，真正处于赤贫状态的人为数较少。
二、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估计
中国的城市贫困群体规模究竟有多大?在中国政府和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3100万;一种认为，有1500万。但这些数字都是单靠估算得来的。目前最科学也最有权威意义的数据是2001年由亚洲发展银行组织国内外的专家共同进行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课题研究并披露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1998年的统计数据1480万人。据有关人士透露，上述意见已经被政府有关部门所接受，并成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依据之一。
面对城市贫困的问题，我国实行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从1993年上海率先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1999年在全国各城市陆续普遍实行以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1》统计，到2000年年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增加到402.6万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27.2亿元。到2001年9月，从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捐助工作会议上再次传出消息：这两年，政府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全力解决“应保未保”问题，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人口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到2001年年底，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已达1100万。
三、解决城镇贫困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1、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费和退休金的足额发放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行在缓解城市贫困问题上效果显著，切实解决了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截至2002年4月，全国符合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1938万城镇居民中，共有1393万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2、“就业保障”是积极的就业脱贫手段
(1)加强对贫困人口的免费职业培训，提高其素质和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其实现就业
建议政府把职业培训作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措施，加大对职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免费对贫困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对市场需求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和传递，指导培训机构有的放矢开展对贫困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从根本上提高职业培训的实际效果。尤其要加强对贫困劳动者中有创业意识者的“创业培训”，他们的创业可为其他贫困人口创造再就业机会。要帮助贫困劳动者进一步树立创业意识和竞争意识，掌握创业所必备的工商、税务、金融、劳动和企业经营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了解国家对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开办企业的优惠政策，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决策能力。
(2)做好对贫困劳动力的免费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使就业机会变成现实
在保持稳定的招聘信息来源的基础上，逐步将职业介绍信息网络连接到街道和居委会，为贫困人口提供更为便捷、免费的职业介绍服务。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没有承担“交通费”的能力了。要建立一支责任心和业务能力强的职业指导员队伍，加强对贫困劳动力的职业指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提高适应市场就业的能力，尽快实现就业。大力推行“就业服务承诺制”，对经过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合格、身体适合、不挑不拣的贫困人员，保证其迅速上岗。
社区服务业比较适合贫困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再就业。它具有就业空间大、投资少、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低、女性占有优势和居民愿意本地人提供服务的特点。目前，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就业准入问题。允许贫困人口以非正规劳动组织的方式就业，减少就业准入的成本;二是解决居民的信任问题。通过社区组织贫困劳动力从事社区服务业，提高居民对从业人员的信任程度。
(4)帮助贫困人口自谋职业和创业，为其创业的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小额贷款
政府要简化工商注册手续，并帮助贫困人口中的创业者进行工商注册。要通过建立社区再就业中心、自立市场、再就业基地、社区生产自救劳动组织、街道家政服务部等形式，帮助贫困劳动力解决创业场地和组织问题。建立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提供小额贷款。实践证明，在城镇实施小额信贷，有利于贫困户脱贫。要利用政府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中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进行政策性融资。要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健全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公司和协会，形成相对完善的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挥其信用担保功能。
(5)政府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在整体缺少就业岗位，以及其它政策措施对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措施。由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安置贫困人口的办法，其成本大大小于给予贫困人口一年的最低生活保障，而且操作性很强。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城市进行了探索。比如上海市就通过购买公益就业岗位的办法，解决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再如，沈阳市为解决贫困人口的再就业问题，免费为全市2500名特困人员安装了公用电话亭，为其解决了再就业问题。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下岗职工的人数不断增加，贫困问题成为中国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居民由于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不平衡心理产生，再加上整个社会对于贫困的歧视性看法，久而久之就会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稳定是一切得以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只要每个人都将贫困作为整个社会应付的责任，而不是由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群自身的原因，那么贫困问题的解决就会进入到一个良好的阶段，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贫困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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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流动类型主要有四种，明代亦然。《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就明代而言，逃户、年饥流民、附籍贯穿始终，避兵流民主要在明初和明末，移徙则主要在明初。而明初的人口迁移中，山西向中原及两淮地区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
一、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基本概况及特点
(一)山西移民概况
明朝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迫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压力而自发出现的流民，另一种是统治者基于某些需要而主动安排或经官方允许的移民。前者往往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故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较大;后者则是官府组织的有计划的定向流动。而洪武年间的人口迁徙以政府组织为主导。主要成员是参加开荒的贫苦农民和屯垦的军队，流动的去向，大部分是由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到地多人少的“宽乡”，少数用来充实京都。
“洪武二十一年(1388)……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将山西人由狭乡迁往宽乡，屯垦开荒，以恢复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就明初山西人口分布态势而言，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府是当时人口相对密集之区，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重点区域。由于明初移民的官方性质，选择一个对于各府州县民众距离相对适中且方便的集结地点就显得很重要。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聚集地。
(二)山西移民特点
1、规模大，分军屯、民屯、商屯，以民屯为主。
明朝立国后大规模地移民屯垦以迅速激活农村经济，“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大规模的民屯主要是把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进行垦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来的或者是罪徙者。《明史?食货志》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为解决卫所的军粮供应，也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称为“军屯”，政府供给军屯所需的耕牛、种子及农具等。除民屯和军屯外，还有商屯。为了解决边军粮饷不足的问题，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谓之“开中”。商屯在明初的屯田中不占主要地位。
2、数量多，以洪洞大槐树移民为最。
明初，山西移民数量猛增，洪洞大槐树由于距离适中方便集结，成为山西移民的聚集地。“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间俗语在各地移民子孙中广泛流传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或许淡忘了祖籍，而洪洞大槐树这一先辈外迁时的聚集地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也认可它为家乡的标志。
《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由政府组织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屯田便有十余次。除洪洞外，山西移民在当时的聚集地还有太原、平阳二府、泽州、潞州、沁州、汾州、辽州、朔州等地。
3、分布广，以中原及两淮地区为主。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北京、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也有的移民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二、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对于汉文化正统地位重塑的影响
人口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其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必然造成种种影响，而就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而言，社会影响则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种种社会影响中，重塑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无疑是最重要最深远的方面。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福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洪洞大槐树了。”
(一)元朝统治期间，汉文化被破坏殆尽。
元朝在当时被视作夷狄，是为中原民族所轻视的野蛮民族，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蛮夷”，却能入主中原，这对一向自视高尚的中原民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的统治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就这样写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宋朝灭亡之后，陆秀夫背负幼帝在崖山跳海，至此元朝统治全中国。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纲常伦理道德不再是唯一的主流文化。
(二)移民重塑汉文化正统地位。
山西拥有悠久醇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晋南作为尧舜故地，是汉民族文化、伦理道德的发源地。山西移民必定将儒家传统文化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到中国的大江南北。
1、移民促进了公共伦理道德的传播。在当时战乱情况下，迁入地大多原居民稀少，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使当地人反而成为少数人，移民文化很难被当地文化同化，并且和当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公共伦理道德。先进的完善的儒家伦理道德会逐步影响当地相对落后的伦理道德，融合当地民俗，规范统一化公共伦理道德，使其符合社会的要求。大规模移民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移民会自觉的遵守和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规劝和制止违反儒家公共伦理道德的行为，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形成规范化的伦理道德的社会风气。2、移民促进礼教的普及。在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中，移民将汉文化中的礼教也渗透到当地人中。礼教即“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礼教以道德来教育人们，通过“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不去犯法不是因为畏惧，而是因为羞耻心。礼教提高了个人的道德素质，人人都自觉地维护社会公德，也提高了社会公德的水平，使儒家纲常伦理深入人心。
三、小结
明初山西移民特别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除在恢复明初经济上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外，在重塑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上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历史让我们更加明白：构建先进文化必须基于对历史的认识，立足现实，尊重过去和未来，积极看待自己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的民族性格。同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传统价值，重建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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