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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毛泽东与遵义会议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四个最”
张小灵
2014年08月15日08:36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福建党史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因遵义会议而彪炳史册，遵义会议因毛泽东而光耀千秋。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情缘。 毛泽东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遵义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中革军委二局侦听电台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是来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
看到周恩来一脸的疲惫，王稼祥关切地说：“恩来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泽东鼓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见周恩来行色匆匆，张闻天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抓紧时间，商议正事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也打断张闻天的话：“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问周恩来：“你说是不是？”
周恩来看了看张闻天、王稼祥，回答道：“我看可以吧。然后他又问张闻天：“你的意思呢？”
张闻天说：“不一定都来嘛，来几个就行，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
上述情况，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20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过类似的回顾：
“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正如毛泽东回顾中所说，在毛泽东的首先提议和张闻天、王稼祥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
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
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他还指出中革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忆，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为了用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大会师后，毛泽东即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的内容即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最先透露遵义会议相关情况
遵义会议后，由于敌人已逼近遵义，红军即向赤水地域移师北上。1935年1月29日，当红1军团第1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参谋找来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说，1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李聚奎1师还有多少人。
李聚奎答有3000多人。毛泽东认为3000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一点。由于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到扎西，红1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师级编制未变。
这是李聚奎等人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遵义会议后，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传达会议精神。中革军委曾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级以上干部打招呼，让基层指挥员了解遵义会议情况。据目前有史记载的，毛泽东向红1师干部打招呼，是最先向团级以上干部透露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最先简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何时开始简称为“遵义会议”，这在很长时间是一个谜。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所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史平同志的报告》，是至今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陈云在报告中提到了“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
治局会议”。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一文，文中表述为：“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84年首次公开发表的一份遵义会议参会者陈云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85年1月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题在全国各大报公开发表），从文章标题到内容，都表述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使是简称，都简称为“扩大会议”或“扩大会”，没有一处简称为“遵义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时在正式文件中简称为“遵义会议”呢？经考证，系毛泽东于1941年最先亲笔简称的。据胡乔木回忆：
毛主席对文献的审核是很认真的。他不仅把每篇文献都通读一遍，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过修改，如将《请看！！！反日战争何时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的标题后加个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这样就使人们对文献的内容更加一目了然。
胡乔木回忆中提到的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上半年。当时，为了给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党中央着手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这些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自然成为其中一份重要文献。又据参与《六大以来》一书编辑工作、主管档案的裴桐回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括号中“遵义会议”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亲笔题注的这份文件，首次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为“遵义会议”。
《六大以来》一书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伴随着《六大以来》一书在全党的普及和影响，
篇二：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谋略论文
遵义会议前后的毛泽东谋略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共产党受到王明“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遭受了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挫折，遵义会议是对“左”倾路线的一次大清算，并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这次会议的前后，毛泽东表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惊人智慧，对内成功拨乱反正，对外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的追兵。本文主要介绍了红军从突破湘江封锁，到巧渡金沙江的历史，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其中遵义会议前主要是政治智慧，遵义会议后主要是军事谋略。
关键词：韬光养晦，暂避锋芒，积蓄力量，抓住机会，灵活应变，实事求是
一、背景
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作战方针指导下，红军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但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博古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总书记，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层，于1932年10月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1933年秋，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共苏区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来到瑞金，受到博古的热烈欢迎，并在不久后成为红军的指挥者之一。由于李德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命令红军和国民党主力硬拼，结果损失惨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中共苏区首都瑞金陷落，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二、遵义会议前
在被排挤期间，毛泽东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坚持留在中共中央，实行韬光养晦。对左倾的领导者的排斥、扣帽子、打棍子等，毛泽东忍辱负重，他知道在党内“盲崇”共产国际盛行的情形下与李德正面交锋是鸡蛋碰石头。因为，此时的红军广大指挥员还未真正的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
此时的毛泽东善于避免锋芒，积蓄力量。他知道，他的正确主张如果直接向博古、李德提出来，就会因他们的偏见和嫉妒而不被采纳。因此。他往往是通过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交换意见，由他们提出来研究，这样就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的损失。由毛泽东的冷静，使其避免了被过度打压。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的领导层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三人团”组成，且主要由博古和李德来指挥。在接近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张闻天对李德的“左”倾思想早已有过微词。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就曾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此时，王稼祥已经开始向毛泽东靠拢。早在反“围剿”斗争中，他就感到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 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住在山上一个小庙里。开始两人只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后来的一次深谈，张闻天把自己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的不满向毛泽东吐露，毛泽东才知道张闻天与自己的意见相近。在这次谈话后，张闻天渐渐向毛泽东靠拢。
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的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
长征途中，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争取党内同志们的支持。毛泽东和王稼祥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此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尚未太熟稔，而王稼祥和张闻天是老同学，他就去找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
而在担架中养病的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这就是后来遵义会议的核心，他们交换的意见，基本在后来遵义会议上得到发表。所以，遵义会议的内容，其实早已在度过湘江过程里的三人的讨论之中确立。
1934年11月底，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主力由出发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此战的损失对“三人团”打击极大，博古情绪一落千丈，李德心情烦躁，只有周恩来还在默默工作外。当时的干部、将领们，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开始怀念起当初毛泽东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博古和李德指挥的怀疑。此时，王稼祥、张闻天二人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重新推举毛泽东同志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
从红军度过湘江，到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军事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三个会议都为遵义会议作出了很重要的铺垫作用。
通道会议是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紧急会议，会上李德提出让红军北上与贺龙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不过，毛泽东的建议并未被完全采纳。会后虽然命令各军团首长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离开通道，周恩来认为改变进军方向应该在黎平再开会以确定下一步军事计划，所以他特意找博古商量，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了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的一座店铺内召开会议，即黎平会议。
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坚持去湘西的错误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2月31日，红军来到了瓮安猴场。次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猴场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
三、遵义会议
这场会议，决定了红军、党乃至国家的命运。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的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等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
接着是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反
“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随后，张闻天率先站出来，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并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主要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在他的带头下，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完后先后发言。
其中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最是一针见血，几乎是毫不留情地详细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措辞严厉，不留回旋余地，并指出了具体的正确战略。
此外，彭德怀、刘伯承、刘少奇、李富春、林彪、李卓然等先后发言，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再次发言，他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推举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但毛泽东拒绝了，推举威望崇高的张闻天担任书记，这样既避免了授人以柄，认为毛泽东在夺权，又能使正确的主张得以实施，使党和军队更加团结统一，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
会议最终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担任军事总指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职务，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后来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四、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然后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红军将直接度过长江入四川，没有四渡赤水，也不会有后来的金沙江、大渡河，也不用过雪山草地了。
然而军情瞬息万变，这一计划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断遇到麻烦。四度赤水之战，就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灵活用兵来打出的经典战役。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通过不断修正作战方向，果断机动迂回，红军最终成功甩掉追兵。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并未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一、二渡赤水的总指挥是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只是协助指挥提供建议。二度赤水后，毛泽东担任敌前指挥。直到三度赤水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才开始担任最高军事指挥。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红军兵分三路向土城、赤水进发，但由于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红军在土城遭到尾随追至的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猛攻。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勉强挡住追兵。而敌人援兵不断增加，毛泽东在28日傍晚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停止战斗，从元厚、土城向西迅速渡过赤水河。这次紧急情况下临时决定，成为红军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战的开始。
当时，党中央仍决定按照原定方向进军度过长江，只是渡江地点改变，由宜宾泸州改由向古蔺、叙永地区寻求机动作战，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原定入川计划不变。
但是，国民党方面已经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进至扎西地区，于2月6日，红军遭到了川军的顽强阻击，激战一天未能战胜，又有几个敌团在包围过来，从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已明显不可能。
2月7日，彭德怀、杨尚昆发来电报，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这份电报坚定了毛泽东等人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中央军委立即接受二人建议，当日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9日，政治局扎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趁敌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回师东进，折回贵州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次日中午，红军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2个师接触。红军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这次战斗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和8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吴奇伟遭到沉重打击，3月2日，蒋介石亲自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
但此时国民党内部不清楚红军的真正意图，陈诚、薛岳、刘湘、龙云等人众说纷纭，把红军入川、入滇、回湘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唯独认为红军图黔的可能性极小。
红军最终却偏偏图黔。
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中央坚定图黔决心。为彻底实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设想，中共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决战。前线指挥的毛泽东为此踌躇满志，决心歼灭周浑元部，赤化贵州。
然而，这个计划几乎破产，红军险遭毁灭打击。
一心歼灭周浑元的毛泽东对对方的估计不足，两次埋伏迎击均扑了个空。3月10日，按捺不住的林彪联名聂荣臻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人。这个计划的核心不是想打周浑元，而是想打黔敌。所以仅佯攻敌周浑元部。
当天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场战斗。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
但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主张打。现场表决结果，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眼看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当天晚上，在命令发出之前，毛泽东找到一个办法——找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的最后决策者。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当晚21时，周恩来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毛泽东终于把大家说服。中央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地位也就恢复。
后来的事实证明，打鼓新场是一个圈套，敌人早有准备，已在那里布下重兵等候红军。 经过这一次争论，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争论不休以致举手表决局面，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张闻天也觉得军事指挥通过会议实施明显不行，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便完全赞同。在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被通过。“新三人团”正式组成。
3月13日20时“新三人团”发布第一个战略方针《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仍然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
3月11日至14日，周浑元率第二纵队三个师先后进至鲁班场，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布成一道道障碍，以阻击红军进攻。
针对这一点，彭德怀、杨尚昆3月13日19时向前敌司令部提出：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这个建议极其正确，说中了红军的弱点，其机动方法即是后来的“三渡赤水”，但当时未被采纳。
3月15日，红军向周浑元纵队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向敌3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均被敌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伤亡不断增加。19时许，周浑元部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追至红军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于15日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鲁班场战斗宣告失败，毛泽东最终决定采纳彭德怀和杨尚昆的建议，三渡赤水。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介石一直摸不清红军的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无法战胜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战斗力已经下降。本来，蒋介石最担心红军继续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于是严令封锁乌江，以图歼灭红军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他就判断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所以，蒋介石决心围歼红军，命令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刘湘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城、土城、古蔺一带修碉封锁，龙云以孙渡部进至毕节以东地区修筑碉堡。
因此，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20日17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
三、四渡赤水的两个仅仅隔了4天，毛泽东就完成了一次战略方针改变。即使在通讯发达的今天，这种灵活应变的速度也是很难办到的。
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此时的蒋介石还以为红军会分散打游击，所以一心巩固包围，封死红军退路。不料封锁尚未完成，毛泽东的第四次渡赤水已经让红军脱离了蒋介石的圈套。
发现红军动向的蒋介石，马上组织追截。
25日，“新三人团”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人，以扭转战局。
但是此方针还是胃口太大，红军当时减员严重，加上连续奔波，已相当疲惫，要先吃掉王家烈再吃掉其余敌人部队，已无可能。
关键时刻，彭德怀、杨尚昆提出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抢渡乌江，先突出包围圈要紧。26日，毛泽东迅速接受彭、杨建议。朱德发布命令，决定中央红军集结主力改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
27日敌情又发生变化。长干山之敌已进占平家寨、李村，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南下已不可能。毛泽东当即决定由红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
很不幸，红军南下乌江的意图被敌人发现。28日，土城守敌致发电薛岳，报告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但薛岳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完成，红军向何处回转，不足为虑。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附近防线遭红军袭击，红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模样。薛岳这才大惊，急忙请示蒋介石。
这回却是蒋介石不以为然，因为红军连日的战术迂回已经令他眼花缭乱，所以他认为是红军的战术行动，不要上当。
这时，红军已经到达乌江边，并于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
4月1日，蒋介石才得知红军渡过乌江，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
篇三：论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
论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
李学东
如今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有了明确的表述，唯独遵义会议精神表述尚无定论。综合近年国内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依据尊重史实、古为今用和着眼未来的原则，我认为，遵义会议精神至少蕴涵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和务求必胜等五种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遵义会议堪称实事求是的历史典范，无论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亦或是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和对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时，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放弃攻打大城市，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把战略退却变成战略进攻，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拒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创造。虽然他们后来也不得不从大城市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但仍然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中央根据地，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遭致革命的重大损失。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它是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湘江之战后，到底是不顾严重敌情继续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还是实事求是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就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反之，就可能大难临头，全军覆没。
今天，我们要继续弘扬实事求是的遵义会议精神，必须牢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努力使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自觉把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说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比如，在对国情、省情和市情、县情的认识上，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认定，首先承认“三个并存”的现实，即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很远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的状况，同时存在。然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扎扎实实推进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和小康建设进程，努力实现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率先发展。
遵义会议精神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
毛泽东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从偶然性来看，湘江之战后敌人破坏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通讯联系的电台；从必然性来看，经过14年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从实践中懂得，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中国共产党在它幼年时期得到过国际的许多帮助和正确指示；但毋庸臵疑，共产国际及其派到中国来的同志由于不了解中国情况，也对中国革命有过不少错误指示，使我们遭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旗臶鲜明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对如何看待共产国际指示作了科学的回答，并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自身的重大问题。如果说这以前我们党还是一个要人扶持的幼童的话；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已经发育成熟，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壮汉了。
今天，我们要继续弘扬“独立自主”的遵义会议精神。首先，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我们尊重世界的多样化，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主张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其次，在国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都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创造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三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在未来前进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险阻，我们决不改旗易臶，既不走老路，更不走邪路，而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放弃，不抛弃。
遵义会议精神是一种坚定信念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正是由于有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所以才能经历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不足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大家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从而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毛泽东同志在娄山关上写下的豪迈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勇跨征程的鲜明写照。长征是人的力量的赞歌。它告诉我们：即使面对生存绝境，只要有崇高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什么艰难险阻都能战胜。一位老红军说过：当年我们靠什么克敌致胜？靠理想、靠信念，靠的是坚韧不拔、百折不饶的钢铁意志，靠的是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高尚情操，一句话，靠的是精神的力量。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世所罕见。国际国内都存在着不少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但首先要有事业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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